在中東北非動蕩、利比亞炮火紛飛、日本遭受地震災害、全球驚懼核輻射之際，3月31日在南京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國際貨幣體系研討會似乎顯得并不十分奪人眼球。但是，世界25個國家的財政部門、央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負責人、專家學者齊聚六朝古都，這次非正式和學術性的研討會顯然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2011年，法國是G20輪值國主席。這次會議正是法國總統薩科奇提議召開的，它不僅是巴黎G20財長會議的延續，也是G20相關會議首次在中國舉行，而且這種高級別的貨幣改革研討會在G20框架內尚屬首次。
說到薩科奇此番提議的初衷，外界的理解是其希望通過會議的舉辦，中國能夠在廣泛的討論中探討人民幣匯率這一敏感話題。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本月早些時候曾表示，人民幣匯率不在此次會議的議程中。因此，南京研討會將主要專注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亦將是下半年在法國戛納舉行的G20領導人峰會的重要議題。
毋庸諱言，現行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許多突出問題。由于世界各國對美聯儲發行美元缺乏約束，致使國際貨幣體系既缺乏穩定性，也缺乏公平性，并引發國際資本無序流動和匯率異常波動，影響了全球金融的穩定。世界貿易成了“美國發行美元紙幣，世界其他國家生產產品換取美元紙幣、再將美元紙幣回流到美國”的游戲。同時，美元主導國際貨幣體系加劇了金融危機的積聚和擴散。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美聯儲兩次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實行，為全球通貨膨脹、國際熱錢沖擊和金融不穩定埋下了隱患。人們為全球經濟再平衡求解時，目光不得不投向導致了美元周期性貶值、全球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的美聯儲貨幣政策。
南京研討會的承辦方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中心徐洪才教授在《全球化》雜志撰文稱，G20峰會誕生在全球金融危機肆虐之時，初衷是為了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后來逐漸演變成為國際社會協調重要經濟事務的平臺，它要繼續存在并拓展作用空間，“就必須妥善處理與其他國際機構的關系，G20的權威性、代表性和機制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利益沖突，美國獨霸世界和世界多極化發展之間的矛盾等問題，特別是如何發揮G20在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作用問題。”
不久前，薩科奇提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應該重點關注三個問題：一是在多大程度上繼續發揮美元國際儲備貨幣作用，二是建立G20成員國之間的匯率穩定機制，三是加強國際資本流動監管。近期，IMF總裁卡恩也提出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三個問題：一是怎樣加強世界各國經濟政策協調和減少波動性，二是怎樣處理資本流動和匯率波動，三是如何改進緊急時刻的全球流動性提供機制。此外，卡恩還多次提出要將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籃子，且提議讓新興經濟體國家在IMF和世界銀行中發揮領導作用。比較而言，兩人都關注匯率波動和國際資本流動，但薩科奇更關注挑戰美元霸主地位和促進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卡恩則更關注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和發揮IMF全球最后貸款人作用。
為時一天的南京研討會多為閉門會議。目前，從會議透露出來的消息看，主題涉及國際貨幣體系的現狀和缺陷、不穩定外資流入的應對手段、全球金融安全網以及特別提款權等。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一籃子貨幣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話題。
據外國媒體報道，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研討會上表示，國際社會應專注于國際貨幣體系的長期改革，而非短期的修補，中國及新興經濟體強烈希望，國際社會能將目光放長遠，從中、長期的角度出發來調整全球經濟。他暗示，美國堅持促使中國讓人民幣加快升值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兩位出席研討會的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和夏斌均認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將是個漫長、漸進的過程，并希望主要貨幣尤其是美元，能夠保持穩定。會議召開前，夏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強調，中國愿意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中，但絕不能接受要求人民幣必須可兌換這種討價還價的方式。
不可否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任何人恐怕都難以提出一套能得到普遍接受的具體的改革方案。盡管南京研討會只是G20非正式的學術性會議，但議題與以往的G20峰會一致，同時，會議在南京舉辦，為中國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看法、多元交流溝通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
G20南京研討會被認為是中法協力推進全球貨幣新秩序的開端，在國際貨幣政策體系改革無法取得實質性進展的當下，這應被視作一個好的開始，因為重要的不在結論，而在討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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